另一方面，与企业注册条件明确的法律流程不同，非营利组织的审批—所谓业务主管单位--是没有明确责任主体和法定程序的，完全取决于主观的部门意愿，从而大多数民间自发的组织不具有被批准的路径。

刑法修订至今13年来，律师因306条被误用而蒙冤者数以百计，立法技巧不慎带来的恶果，该彻底改正了。龚是否曾受刑讯，实是案中焦点。

2010.1.14 于北京 进入 张思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李庄案 。问题在于：未到庭，是否合法？还有，公诉人的宣读往往断章取义择其所需，不经质证，难辨虚实。不否认龚体有‘伤，且系钝性物体所致，那为什么不查问：他被押于监所，是谁用哪种钝物致他受的伤呢？为什么要致他成伤呢？公诉人一句造谣就让事实真相滑了过去。面对阻力，操作中又少了点理性修养，抗争中更缺乏适度节制，于是陷入重围。李案一审判词解释说：证人均表示不愿出庭作证，……且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他讲得动人心魄，多么中肯正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实践经验，要求我们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去思考中国宪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民生保障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尚未制定相应的新闻法、结社法。人身权保护与法治人性化 人身安全是人的基本需要。对迟延缴纳罚款每日加收3%的罚款没有上限，以至出现因行政机关未适当履行通知义务，最后加收数倍甚至数十倍罚款的天价罚款现象，让受罚者不堪其苦。民生保障仅仅靠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人性关怀还远远不够，我们亟待法律尤其是完善的民生保障法律，来充分实现人性关怀的可靠性和持续性。

对比我国，只有912万人口的瑞典却拥有近20万个有成员资格要求的社团，大多数瑞典人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社团。目前的相关条例、规定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更倾向于对上述自由实施更多的管制而不是保障。

歧视是对部分社会成员人格尊严的粗暴侵害，是人为制造的社会不公，是一种非理性、反人性、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以民间结社为例，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劳动教养的条件过于宽泛、程序过于简单，与人身自由这种重要权利不相匹配。还有不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的限制作用。

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人性化社会，以人为本，应当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人人皆可享有体面、尊严生活的权利。自1996年10月我国实施《行政处罚法》以来，行政处罚领域的乱罚款侵犯财产权行为得到了有力整治，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罚款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问题仍没得到有效解决。据官方统计，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有司法人员的编制人数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诉讼数量的增长速度，对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不足，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度比较低，审判和裁判文书对社会的公开做得还不够，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

法治的人性化期盼公民在言论和结社方面获得更多的呼吸空间。数字至少表明民众对司法正义的状况不很满意。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自由、开放、有序、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人性化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即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但不可否认，受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在法治人性化的进程中仍有一些明显不足，法治人性化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孙志刚事件以惨痛的代价换来了我国法治人性化的一个进步。社会管制与法治人性化 向往自由是人的本性，而法律正是自由和管制的调整器。只有当公民的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受到法律的尊重和切实保障时，公民的生活才能免于恐惧、获得必要的安全感，才能安居乐业。考虑到我国是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目前民间组织无论是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实际作用的发挥上，都还存在严重不足。因此，保障财产权也是法治人性化的必要内容。

很多外来务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其子女也是在当地生活，却因为没有当地户口，无法享受与当地市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成为二等公民。我国宪法对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作了明确的宣示和肯定，但公开的言论和结社活动更多是受到行政法规甚至更低位阶规范的约束。

不少当事人宁愿走信访渠道去不断地申诉、上告，也不愿意到法院打官司因此，保障财产权也是法治人性化的必要内容。

反歧视立法与法治人性化 追求平等、反对歧视是人性的需要，也是文明社会的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在放松经济管制的同时，我国也在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在向着开放、自由方向发展，公民的言论、结社和社会交往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充分满足民众对权利救济和公平正义的需求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因素。劳动教养的条件过于宽泛、程序过于简单，与人身自由这种重要权利不相匹配。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到9%，财政收入却仍然增长19.5%。

考虑到我国是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目前民间组织无论是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实际作用的发挥上，都还存在严重不足。以上这些做法既不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也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自1996年10月我国实施《行政处罚法》以来，行政处罚领域的乱罚款侵犯财产权行为得到了有力整治，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罚款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问题仍没得到有效解决。司法部门输出正义的有效性、便捷性和及时性需要进一步提高。

总体上民众和企业负担较重、可支配收入较少，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进行了表决。

以上所述我国法治人性化进程中存在的六方面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视野来看待。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都只有一次，我们很难估计社会正在或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但这种有悖人性的歧视现象还在继续中。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还有更多的重病患者同样急需得到救助和关怀。既有观念上的误区，也有制度上的瑕疵。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2年增长65.5%，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则增长了171%。民生保障法律与法治人性化 生活和经济的安全对于困难群体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他们经常要考虑明天的面包在哪里。

当下我们需要以人性的尺度，再次审视我国法治，对法治人性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找出根源，唤起各方的重视，加大法律改革力度，革除一切不符合人性要求的制度障碍，推动法治的人性化进程。歧视是对部分社会成员人格尊严的粗暴侵害，是人为制造的社会不公，是一种非理性、反人性、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只有当公民的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受到法律的尊重和切实保障时，公民的生活才能免于恐惧、获得必要的安全感，才能安居乐业。以民间结社为例，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